汪精卫叛逃前,蒋介石到底知不知情

2019-11-15 作者:万家彩票平台   |   浏览(137)

原标题:汪精卫叛逃前,蒋介石到底知不知情

陶希圣(1899—1988),湖北黄冈人。早年在中央大学、北京大学任教,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“食货派”史学的代表人物。抗战爆发后弃学从政,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的“和平运动”。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过程中,逐渐认清“和平”与“卖国”之间的区别,幡然醒悟不做亡国之奴,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上海。与高宗武一起,揭露汪精卫卖国条文,史称“高陶事件”。“汪日密约”一公布,一时轰动海内外,各大报纸纷纷登载。对汪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,当时的周佛海最为伤心,他认为陶希圣、高宗武逃走一事不值一提,但是暴露密约是一种背叛行为。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落下,却不去擦拭,唯有仰天长叹。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晚与思平谈高、陶之事,愤极之余,彻夜未睡。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,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,以正国人试听。高陶两动物,今后势必杀之也。”

1921年7月,中共“一大”在上海召开。一大代表、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公博在会上表现得趾高气扬,自以为是,目无组织。会议期间,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,为安全起见,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。陈公博却坚持不去,带着老婆来到杭州游山玩水。当他返回上海时,会议早已结束。 事后,中共中央特派张太雷去广东,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。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,还给陈独秀的信中说:“今后独立行动,不受党的约束”。不久又在广州党组织会上公开宣布:“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”。甚至还扬言:“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”。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的严重错误言行,而且难以挽救,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。 就在这一年11月,陈公博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,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帮助。1925年4月回国后,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,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。 陈公博先紧紧追随汪精卫,后又与蒋介石打得火热。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十分尖锐,陈公博反复权衡,还是选择到武汉,投入汪精卫的怀抱。 在武汉期间,陈公博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、讨蒋,同时也公开分共、反共。在演绎了宁、汉分裂与合流的丑剧与恶剧之后,蒋介石东山再起,派军队去抓陈公博,吓得他只身逃往香港。 陈公博卷土重来,于1928年冬又邀集“粤方委员”顾孟余、王法勤等人成立“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”,自己为负责人,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,与蒋介石对着干。蒋介石恼羞成怒,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“三大”作出决定,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。 抗战开始后,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面,并于周佛海、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卖国《艳电》。在日本的支持下,汪精卫公开组织卖国政府,并派老婆陈壁君赴香港请陈公博出山“匡政”。陈公博“忸怩”一阵以后,终于回到上海,并向汪精卫表白说“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,决定牺牲一切,我只有与你分忧分扰了”,一付十足的汉奸嘴脸。 1941年3月30日,南京正式组建“国民政府”,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,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,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。鉴于陈公博卖国投敌,成了民族败类,在全国人民声讨的怒潮中,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,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。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。1943年底,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,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。次年初,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,骨膜发炎溃烂,形同枯尸。11月10日下午,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。按照他生前安排,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长等职,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。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投降,历时5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。十天后,陈公博、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、伪实业部长陈君慧、伪安徽省长林柏生、伪军委总监何炳贤、女秘书莫国康等7人逃到日本。 8月28日,国民党派人去搜查陈公馆,发现早已人去楼空。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,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,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。日方无奈,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。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,在劫难逃,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,诡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,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。逃往日本躲藏了38天的陈公博,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。 翌年4月5日,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判处死刑。1946年6月3日,时年55岁的陈公博被执行枪决,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

自古以来,汉奸都没有好下场,尤其是抗战期间的汉奸们,他们背叛国家,与敌人为伍,屠杀自己的同胞,人人得而诛之。

没有史料证明,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时,蒋介石有所察觉。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,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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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希圣

1.汪精卫--从志士到叛国者

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,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,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时,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,这八年的抗战,可以用惨胜来形容。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,美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,中国军队何时打败日本,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

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。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,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,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,赴日留学。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,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。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。其间,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,发表诸多战斗檄文,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。1910年,赴北京谋炸摄政王,事泄未成,被捕入狱,留下了“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的悲壮诗句。

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,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,并无政治实权。

早在抗战之初,军政学界一些人士就对抗战前景并不乐观,因为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太大。以周佛海、高宗武、陶希圣等拥护汪精卫的一批政客时常在周佛海家中谈论抗战前程,因这批人主和,与时局高亢的主战声相悖,被戏称为“低调俱乐部”。

1925年,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,成为着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。随后,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,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。

于是,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,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,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,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“倒蒋立汪”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。

抗战损失大,欲对日和谈

1927年,在蒋介石发动 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汪精卫从法国归国,在武汉主持发动“七一五”政变,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,在对外政策上,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。两月后,蒋汪反共合作,“宁汉合流”。

蒋介石认为,中国军队的撤守,并不意味着完全战败,恰恰是中国军队于撤守过程中的不断作战严重消耗着日军,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转变。

1938年夏秋之际,国土精华尽失,真已到了内无粮草,外无救兵的结局。若论抗敌人武装,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,可以继续作战。若论外援,苏联的有限军援外,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说无片甲之赠,而美国的战略物质,且源源不断地注入敌国,此仗如何打得下去?打不下去了,为拯民于水火,就应该对日谋和,这本是顺利成章的事嘛。”(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语)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,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,称“茫茫前途,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!”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,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“进言和平”,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。以汪为首,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,以周佛海为中心的“低调俱乐部”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。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,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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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之外,1938年春夏之间,意大利大使墨索里尼的女婿柯莱也曾经到武汉(国民政府所在地)提出调停。期间,他特意提醒汪精卫,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但是被汪精卫拒绝了。

1938年12月,汪精卫、周佛海、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,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。29日,汪精卫发表《艳电》,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。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“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,无赔偿军费之要求”,“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,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,以允许内地居住、营业之自由为条件,交还租界,废除治外法权,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”。

对此,汪精卫嘲讽道:“战败不承认战败,和一个赌鬼似的,越赌越输,越输越赌,宁可输个精光,断乎不肯收手。”汪精卫给蒋介石指出的出路是:“如不能战,则不如和。”蒋介石的回答是:“抗战易,和平难。”

在此期间,唐绍仪的女儿带着某些人的意愿,来到汉口拜见蒋介石,之后单独面见汪精卫。她建议汪精卫应该跟考试院长戴季陶、司法院长居正一起前往香港,与唐绍仪会商中日何谈之事。汪精卫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,他不可能背着蒋介石去和谈,并劝他赶紧离开回香港去,不然他就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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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认为:“世人只知战时痛苦,妄想速和,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,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。”

那么,汪精卫为何突然在同年12月,突然间率众离开重庆,去往河内呢?

1940年3月30日,汪伪国民政府“还都”南京,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,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。12月30日,汪日签署“基本关系密约”以及“汪日满共同宣言”,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。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: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,从黑龙江到海南岛,包含的事物,下至矿产,上至气象,内至河道,外至领海,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,一切的一切“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”。

汪派成员的结论是:“国家已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”,而蒋介石对于国家的困难处境根本不予考虑,对“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”,甚至“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”,因此只有“下决心去国”。

当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,强硬派实力又一次抬头,正在此时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。此部分势力认为,应该扶持新成立的临时政府,使它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,从而打消了以蒋介石政权作为和平谈判的对手。1938年1月16日,日本政府发表“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声明,期待与“中国新政权”调整邦交,此即所谓“近卫第一次声明”。

为了掩人耳目,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: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,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离开重庆;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;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。

这时候,周佛海与高宗武(抗战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,全权负责对日交涉)都认为:尽管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失败了,但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心意的途径,现在日华间全然断绝了关系,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取得联系的方法。

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:以去昆明讲演为名,于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。——之所以选择八日,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。可是,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,汪精卫大为惊慌,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。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,其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,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力的出逃时机。

此时的周佛海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、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议,与陶希圣一起创办“艺文研究会”。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,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。此一机构,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,由蒋资助,汪指导,周组织,陶主持,从事宣传抗战、鼓吹反共、阐扬国策、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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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日,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,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。十九日下午,汪精卫、陈璧君、陶希圣、曾仲鸣、陈春圃等十余人飞抵河内。第二天,陈公博也抵达河内,而高宗武、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。

周佛海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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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2月初,“艺文研究会”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“日本问题研究所”。高宗武在此掩护下,与日本驻港人士频繁接触,来往于香港、上海、武汉之间。后来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,与日本陆军大臣、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。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,在日记中写道:“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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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加荒唐的是,蒋介石没有料想到高宗武在密谈中,无意间给日本实力派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,即汪精卫等人的“和平主张”,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,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开推动或展开目前的“和平运动”。一个月后,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,通过《适应诗句的对中国谋略》,决定采用“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,使蒋介石垮台”的方针,“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”,“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”。

此后,周佛海从后台转向前台,积极推动“中日和谈”。而这时,汪精卫的态度也渐渐明朗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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